2014年，荣某、朱某为购买汽车与某银行签订购车分期合同，约定二被告向该行贷款100万元。应二人的申请，某担保公司和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二人签订了《个人汽车消费贷款担保合同书》，约定由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某担保公司向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前述合同签订之后，银行向二人发放了贷款，但两人多次拖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此向某银行代偿了逾期本息共计234 000元，并在代偿后依据《担保合同》的约定向某担保进行了追偿，某担保公司依约承担了反担保责任。2015年，某担保公司将荣某、朱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人支付代偿款本息234 000元、违约金300 000元。

　　

　　经武侯法院依法传唤，荣某、朱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武侯法院遂判决依法缺席审理，判决二人偿还某担保公司代垫款234 000元、违约金70 200元。

　　

　　判决生效后，二被告人拒不配合执行。执行法官首先将二人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法官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成功查询到被执行人朱某名下支付宝账号内有余额。执行法官将协助执行法律文书邮寄至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要求其协助冻结朱某名下支付宝存款。前日，支付宝公司已寄回回执，冻结了朱某支付宝账户中余额一万余元。因朱某从事网络销售业务，其账户中不断有人汇款转账，截至发稿时，朱某支付宝账户中已冻结了五万余元。

　　

　　在账户被冻结后，朱某已主动与执行法官联系，积极协商解决债务一事。

　　

　　随着网络查控系统不断升级，协助单位不断增加，实时数据交换时间也不断缩短。目前执行人员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可成功查询到被执行人名下银行、车辆、工商、证券、矿产等信息，其中“点对点”查控系统已与全省范围内173家银行成功对接，且触及村镇银行。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互联网银行悄然纳入网络查控，执行人员可直接同阿里巴巴、京东金融等公司对接，使网络查控范围进一步延伸，全力解决执行难。

　　

　　同时，法官特别声明，互联网账户的冻结并非全数冻结，仅限于执行标的。超出执行标的、多余的金额，并不冻结，也不影响消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