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介——袁正宽
2017-04-18 13:22:06 来源：摘要： 袁正宽：50岁是办案黄金年龄 人物档案 袁正宽1952年10月生，四川省峨眉山市人，四川省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会顾问。1968年，袁正宽应征入伍。1982年2月，转业到省高
袁正宽：50岁是办案黄金年龄
人物档案
袁正宽
1952年10月生，四川省峨眉山市人，四川省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会常务理事。1968年，袁正宽应征入伍。1982年2月，转业到省高院工作，历任政治协理员、副主任、副庭长、庭长；2000年任副厅级审判员；2002年任省高院赔偿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晋升为一级高级法官；2009年任省高院审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2013年5月，时任省高院正厅级审判员的袁正宽(左一)到威远法院巡查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对于长期颇有争议的“同案不同判”的话题，现年62岁的退休老法官袁正宽对此有着相似的阐释：没有一桩案件是完全一样的。在他长达30年的审判生涯中，50岁是职业黄金时代；从“娃娃兵”成长为一名成熟法官，在行政案件审判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袁正宽执业经历中最大的收获。
“一个法官要干到50岁，才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
“半路”法官 判案讲究“中医”之道
留着平头的袁正宽看起来并不十分严肃。言谈间，老法官逻辑清晰严谨，且不乏亲和力。尽管已入退休年龄，但话语中满是对这份职业的热爱。
谈起办过的案子，袁正宽如数家珍；任职时期的四川审判经验，被记载在《人民日报》的哪个版面哪个位置，一清二楚。
小小年纪入伍，袁正宽在军队待了整整15年。从部队转业到省高院时，袁正宽29岁，算得上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法官。
与当时西方遴选职业法官的方式不同，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官多属于国家政策性安置人员，许多法官来自部队、行政机关或其他政法部门。“我做法官时，差不多30岁了。”并非科班出身的袁正宽，却在法院摸爬滚打了30年，在办公室、政治处、干部处、赔偿办、行政庭、民二庭、审监庭等多个岗位工作过，也经历了法院多次重大改革。工作中，袁正宽有12字经验：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精于实践。“仅仅把书读完是不够的，社会才是一个大课堂。”告诫年轻人的话，也恰是袁正宽一路走来的亲身感悟。在袁正宽看来，法官不是只会判案的“审判匠”——不仅要学法律，还要懂时事政治，了解各行业的知识、案发当地的人情世故，等等。因为喜欢积累资料，几十年的法律报纸刊物、案件卷宗等资料，他整理成册，装了一麻袋。“审判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类似于中医。”袁正宽说，一个法官要干到50岁的时候，才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我们的法律条文就像中医药方。有经验的中医绝不是把药方简单地抛给病人，而要通过‘望闻问切’来配药。”袁正宽说，法官也需要先对具体案件的事实、证据作出分析，再对一个案件作出公正判断。
袁正宽认为，没有千篇一律的案子。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法官得以在实践中摸索不同的案件规律。关于“同案不同判”这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袁正宽有着不一样的见解：同样的案子不同判，这才体现了科学性。“不可能所有患感冒的病人症状一样；不可能每发子弹里的弹药完全一样；不可能所有的案件完全一样。”袁正宽认为，判案可参照同类案件精神，但绝不能照搬硬套，“要斟酌每一个案件的关键、结症，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不同诉求，思考案件背后的利益格局”。
退休前，袁正宽接到一起案件：四川某县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在土地征用、征地拆迁等工作中，没有很好地处理居民安置问题。当地部分百姓诉至法院。“这类案件不能简单判决。”当时，袁正宽建议该县法院的时任行政庭长，向当地政府阐释案件判决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建议政府在保护老百姓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手续。最终，以此案牵头的5个相关行政案件一并得到解决。“老百姓高兴了，政府也满意了。”
“老百姓打个行政官司很不容易，法官要牢记社会责任”
体恤群众 案件审理力求司法公正
“中国的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官司。”袁正宽说，作为一名法官，千万不能忘记权利来自人民，一定要把老百姓的事当回事。法官要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时时刻刻替当事人着想。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政府官员收法院传票还是件稀奇事。袁正宽在行政庭工作时发现，老百姓打个行政官司很不容易。1993年，袁正宽处理一起什邡农民维权案件，近千名农民状告当地政府。这块“烫手山芋”辗转到了袁正宽手里。既要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又要让政府对裁判结果信服，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
袁正宽首先来到事发地了解情况。在获悉当地可能存在涉农乱收费、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后，袁正宽找到地方政府，提出两个关键问题：认不认账？能否报告钱的用途？根据实际调查，袁正宽才知道，原来什邡非常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收费基本用在了乡村道路改造上，算得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案子到底该不该立？袁正宽告诉政府，这笔账不能赖，并建议发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给群众做工作，化解矛盾。这起案件最终得以撤诉，收到了双方满意的效果。
法官要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袁正宽特别强调，“法条不是超前的，而是滞后的。”依法判案是一个法官的天职，最后要落脚到“公正”二字。
1997年6月，一起案件进入了袁正宽的视线。案件一方当事人为一家生产包装箱的民政福利企业，员工都是残疾人。法院终审判决该家企业败诉后，71名残疾人集体到省高院上访，要求接受申诉，重新立案审查。袁正宽了解案情后，职业经验让他作出判断：建议省高院立案审查。
与此同时，袁正宽一一给71名残疾人做工作，表示申请再审是公民的权利，法院依法应当保护，但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并不合理。
就在71名残疾人将被“规劝”回家时，却发现没有足够的路费。于是，袁正宽现场发动法院干警捐款，凑足5000元钱，亲自送71名残疾人到火车站。最终，该案得到改判，保护了民政企业残疾员工的合法权利。
“省人大主任代表全省8000万农民感谢省高院”
勇于创新行政审判经验“纸上化”
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最高法指定四川为试点省份之一。省高院筹备行政庭时，作为省高院行政审判工作的领头人之一，袁正宽便参与其中。“四川的行政审判工作，从一开始直到《行政诉讼法》实施，应该说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其中有不少行政案件有亮点。”据袁正宽回忆，印象最深的是我省审理的一系列农民负担案件。
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袁正宽在审理各个地区“民告官”案件时发现，部分地区收不足农业税，有的地方却又超额收取。继我省乐至、简阳地区率先审理一系列农民负担案件后，袁正宽组织在简阳召开了全省审理农民专案座谈会，针对审理农民负担案件，以省高院名义制定下发了六条指导意见，指导全省审理了一大批农民负担专案，既保护了农民合法权益，又支持了政府依法行政。
袁正宽回忆，时任省人大主任在会议上代表全省8000万农民感谢法院。四川的审判经验得到了中央的关注。1994年初，最高法召开高级法院院长会，专门就此让四川在会上介绍经验。
2001年，国家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四川开始取消征收农业税，并给农民增加补贴。四川审理的一系列行政审判案件，为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前车之鉴”。
其实在更早些时候，袁正宽就已经在行政审判工作中“展露锋芒”。1987年前后，四川法院受理了大批治安行政案件。在行政庭工作期间，袁正宽和同事们汇总了诸如“是否应当对未成年人处以罚款”等30多个问题。在经过研究讨论后，省高院组织制定了《关于审理治安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审理行政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填补了地方在审理行政案件工作中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空白。
袁正宽善于总结工作，针对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案件和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问题，袁正宽从个案中发现不少宝贵经验，并从审理类案角度“整理成卷”，推动相关审判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上世纪90年代末，60%的国家赔偿都由法院赔偿，“该谁赔、怎么赔”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参差不齐。为此，袁正宽提出，针对赔偿问题要尊重历史，正视问题，面对现实，多做协调，妥善化解。
2009年，省高院加大了对国家赔偿问题的协调力度，并先后制定了《关于审理司法赔偿案件听证程序的规定》、《关于实行国家赔偿告知制度的规定》、《关于在国家赔偿确认和赔偿审判工作中加强调解协调工作的意见》，推动了全省法院国家赔偿确认和赔偿审判工作的开展。
“法官就案而案，就是捡石头。”袁正宽感叹，一名法官要把自身从事的审判工作置身于国家的整体大局去考虑、去谋划，公正地处理案件，工作上才更有作为。这是他对现在青年法官的最终告诫。(四川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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