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关注全球经济周期问题。应关注当前世界经济运行状态，尤其是世界经济复苏过程漫长，绝大部分国家深陷“低增长陷阱”风险，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持续分化，经济增长新动力系统性缺失，国际贸易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调动作用完全丧失，对于全球GDP贡献愈发减少，国际贸易增长水平从1990—2007年的6.9%跌至2008—2016年的约3.1%。如何应对当前低迷的全球经济形势，处理经济周期波峰波谷之间的波动，是关注金融风险的新课题。

二是关注全球货币政策分化问题。自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2014年欧洲金融震荡，随着美国新一届总统的就任，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金融货币政策都有了比较重大的转向，国际金融市场的跌宕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金融市场国家的金融安全性和稳定性带来了周期性的大考。尤其美元政策的从宽松和疲软急转弯走向收缩和强势，国际金融正式步入“后QE时代”，这也标志着全球将迎来一个新的金融周期性转折点。

三是关注全球经济结构问题。当前全球最突出的问题在于，高失业率、低贸易率和低投资率，而这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源于全球经济中长期结构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放缓，潜在支出水平下降，成为制约经济恢复增长的根本性问题。从未来走向看，全球需求结构、资本结构和资金成本结构还会叠加周期性变化使这种趋势得到加强。

四是关注金融危机传导问题。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代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经济增长下滑，使得欧洲国家的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进而赤字规模扩大，造成现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警戒线。可以说，欧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次贷危机。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后，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过于依赖财政赤字和低利率来刺激现实经济，导致新兴经济体企业债务急剧上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规模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近两倍，超过了经济增速和外汇储备增长，为全球经济敲响警钟，全球经济可能进入欧债危机后的又一次金融海啸。

五是关注中心国家的外溢性问题。基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元的货币政策成为影响国际金融体系运行，乃至决定国际金融周期的关键性因素。从历史经验来看，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减税政策带来的全球金融波动，导致包括日本楼市泡沫破灭。中心国家的外溢性问题已经成为造成全球流动性影响最为关键的环节，随着美国开启“加息+缩表+减税”三位一体的政策组合工具，对于全球流动性层面进行吸收和再分配其外溢影响势必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因此处理好中心国家外溢问题也是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

六是关注中国金融风险问题。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相对比较复杂，风险隐藏深，风险问题多样，风险边界模糊等多重特征，具体表现为在金融高杠杆驱动下的市场非常规逐利行为，包括影子银行、虚假账目、债务投资、以及金融实体脱实就虚等，以及金融市场规范和监管问题包括金融行为规范不到位、监管不及时、不深入等风险隐患。从当前经济运行态势观察，未来较长时期对于金融领域监管和调控都将是主旋律，因此在坚持“防风险、去杠杆、抑泡沫”基调的基础上，如何发挥金融领域对于实体经济促进的重要作用，如何调整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张力，通过金融创新、金融发展、金融稳定这三个着力点，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