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条令在我军建设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治军先治典。我军极为重视共同条令的制定和修订工作，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0年10月，我军第一部纪律条令—《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正式颁布施行。1933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颁布了《纪律暂行条令》。1936年8月，红军到达了陕北，为进一步巩固部队，做好迎接新的斗争准备，制定发布我军第一部内务条令，即《中国工农红军暂行内务条令》。抗日战争期间，我军于1939年5月、1942年2月、1943年10月先后三次修订和颁发《纪律条例》或《纪律条令》，对严明军纪、严明赏罚，保证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从战争环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加强正规化建设迫切需要健全完善法规制度。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颁布《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从此我军形成了完整的共同条令体系。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我军共修订和颁发共同条令8次，内容也日渐完善。进入新世纪，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我军于2002年对《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做了局部修改，于2010年对《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作了全面修改，对加速推进军队正规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新时代强军兴军迫切需要修订共同条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总揽全局，开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科学指南。共同条令作为全军共同遵循的基础性法规，其作用不仅在于为军人的行为提供规范、为部队日常管理提供依据，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导地位，把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我军内务建设、纪律建设、队列建设的根本遵循，确保我军全面建设和管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近年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格局已经形成，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了革命性重塑，部队领导指挥关系、机构设置、岗位职责、管理方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军队建设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方位发生深刻变化，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出现新的演变，军队使命任务有了新拓展，官兵成分结构和思想行为方式呈现新情况。推动军事管理革命，实现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共同条令需要适应时代和改革与时俱进，需要对现行条令进行修订。

　　共同条令为全面从严治军提供了基本遵循。新条令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适应军队领导管理新体制，把全面从严治军要求体现在条令的各个方面，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科学性、规范性和操作性。一是高举旗帜，将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条令。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四个意识”“三个维护”“五个更加注重”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完整写入新条令，为统一全军意志和行动提供了根本指导和基本遵循。二是全面从严，进一步编实扎紧制度规矩。新增加的“纪律的主要内容”一章，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概括和系统规范。条令还坚持执纪从严、违纪必纠，违反政治纪律、违规选人用人、重大决策失误、监督执纪不力、擅自离队等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三是聚焦打仗，突出体现军队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在《内务条令》中专门设置军事训练管理章节，扩充节日战备的内容规范，明确军人通用体能训练标准；在《纪律条令》中明确了训风演风考风不正、降低战备质量标准、不落实军事训练考核要求等违纪情形的处分条件；《队列条令》大幅扩充与备战打仗和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相关的仪式种类。四是顺应改革，回应了部队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对军人和军事单位的网络信息行为进行全面规范，为部队管理提供了依据；对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事项作了更加科学合理、更为人性化的规范。五是接轨世界，致力培塑世界一流军队风范。集中规范17种军队主要仪式，明确了多种仪式可以邀请军人亲属参加。首次明确迎接烈士、军人葬礼等仪式，首次在相关仪式中设置鸣枪礼环节。这些创新点集中体现了党的军事创新理论，使新一代共同条令成为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的条令，成为全面从严治军、转变治军方式的条令，成为解决突出矛盾、回应官兵关切、具有时代特色、便于操作执行的条令。新条令颁布实施，体现了我军对新时代强军兴军特点规律的认识上升到新高度，标志着我军法治化建设跃上新台阶，必将在我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中发挥着稳如磐石的战略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