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常 苗力犁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留所服刑”制度，本为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而设，却因“余刑三个月以下”的模糊性规定，成为部分罪犯通过策略性上诉规避监狱改造的灰色通道。本文基于对裁判文书网相关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揭示“上诉拖延—余刑压缩—留所服刑”的异化路径，提出通过刑期计算规则修正、上诉审查实质化与大数据技术赋能的综合治理方案，以阻断程序滥用，实现刑事执行制度的公平性与功能性相统一。
　【关键词】留所服刑 策略性上诉 余刑 计算程序异化

　　引言：从效率工具到制度漏洞

　　留所服刑制度设计初衷在于降低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成本，但其适用条件中“余刑三个月以下”的刚性门槛，在实践当中被异化为部分罪犯规避监狱改造的“法律后门”。D市看守所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5年留所服刑率逐年上升，其中，约35%的案件经上诉后余刑恰好低于3个月。这一现象暴露了刑事执行程序中的深层矛盾：诉讼权利保障与刑事执行公正性的失衡。

　　一、策略性上诉的操作逻辑与法律漏洞

　　(一)余刑压缩的技术路径

　　诉讼周期的时间套利。典型操作：被告人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以上，通过上诉后二审终审生效后加上刑期折抵导致剩余刑期在3个月以下，最终达到被告人留所服刑目的。D市法院2022年审结刑事案件442件，上诉案件15件，上诉率为3.4%;2023年审结刑事案件529件，上诉案件18件，上诉率为3.4%;2024年审结刑事案件574件，上诉案件35件，上诉率为6.1%;2025年1月至3月审结刑事案件141件，上诉案件42件，上诉率为29.8%。

　　法律漏洞：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上诉期间是否可以计入刑期，实践中，法院普遍将诉讼周期折抵刑期，再加上上诉不加刑原则，被告人上诉无任何风险负担，导致此类问题频出，极大浪费了司法资源。

　　（二）司法审查的形式化困境

　　1.上诉权滥用的放任

　　上诉权属于请求权和救济权，作为程序性权利，具有保障被告人救济途径、实现上级法院监督的双重功能，被告人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被告人可以请求上级法院改判或撤销一审判决来维护自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了“对被告人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

　　上述规定明确表示，上诉不需要任何理由，被告人被赋予绝对的上诉权，也表明了国家对被告人诉讼权利充分保障的立场。也正是由于上诉权是对弱势被告人二审诉讼权利的最大保障，即使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情况，国家也不会用法律制度去阻止其上诉，导致现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已经在一审判决前认罪认罚，但是还是提出上诉，笔者将其称为违约性上诉。违约性上诉的上诉理由通常为量刑过重、罚金过高等，违约性上诉一般并非真正对原判决有异议，只是为了达成其预期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前文提到的D市法院近几年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率数据变化相当异常。

　　2.程序正义的异化

　　法律赋予的上诉权异化为“刑期管理工具”，背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纠正错误裁判”的立法本意。在司法实践中，诉讼权利本应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程序性权利，却出现了被异化为“刑期管理工具”的扭曲现象。诉讼权利的异化暴露出了三大问题：其一，刑事诉讼法对“合理上诉理由”的认定标准模糊，导致策略性上诉难以被程序过滤;其二，刑期折抵规则采取“全有或全无”的机械计算模式，未能区分实质维权与程序滥用;其三，司法机关对诉讼拖延行为缺乏有效的程序性制裁措施。

　　二、实证分析：

　　裁判文书中的异化证据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样本范围：中国裁判文书网(2022年至2024年涉及有期徒刑的刑事二审案件)，共检索到2122篇裁判文书。

　　研究方法：聚焦于“上诉理由”“余刑计算”等关键词。

　　（二）核心发现

　　上诉理由的虚置化

　　约70%的上诉理由仅泛称“量刑过重”，未提交新证据或法律依据，而上诉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属于认罪认罚案件，其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实质性内容或者真实性，其目的往往并非基于对判决的异议，而是利用程序漏洞实现其他利益，比如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通过上诉拖延诉讼周期达到其留所服刑的目的。

　　案例：王某某盗窃案中，被告人王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便自愿认罪认罚，在一审时对其签订的认罪认罚具结书也无异议，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也接受，但仍然在一审宣判后以“量刑过重”提出上诉。

　　三、制度重构：

　　阻断异化路径的三大机制

　　（一）刑期计算规则的立法修正

　　明确上诉期间不计入刑期。建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上诉期间不计入已执行刑期”条款，消除时间套利空间。刑罚执行应以生效裁判为依据，上诉期间裁判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四十九条“执行中止”制度，上诉具有当然停止执行效力，我国若将上诉期间排除在刑期计算外，符合“未经生效判决的执行刑罚”的基本法理。

　　（二）上诉审查的实质化改造

　　阶梯式审查标准。区分上诉类型，如事实争议、法律适用争议、程序问题，对无实质理由的上诉适用听证审查。对提出新证据或法律适用争议的上诉，经法院裁定可将上诉期间折抵刑期，针对无实质理由的上诉进行听证，法院根据听证结果作出裁定是否将上诉期间折抵刑期。

　　滥用上诉权惩戒机制。对滥用上诉权的被告，检察机关应通过抗诉建议取消认罪认罚从宽待遇。检察机关对滥用上诉权的抗诉，应当在保障诉讼权利与维护司法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可通过立法细化抗诉标准、优化审查程序，确保能遏制抗诉权的滥用，又不会不当压缩被告人的合法救济空间。

　　（三）大数据技术赋能

　　动态余刑预警系统。“公检法”办案系统内开发司法办案系统嵌入模块，自动计算被告人上诉后的可能余刑，对接近3个月阈值的案件触发审查提示。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动态余刑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在押人员的剩余刑期变化，对上诉案件进行智能化预警。

　　四、结论

　　策略性上诉引发的留所服刑异化，本质是短期自由刑执行规则与诉讼权利保障的机制性冲突。本文提出的“规则修正—审查强化—技术监管”三重治理框架，既可堵塞现有法律漏洞，亦能维护被告人正当上诉权。

　　（作者单位：都江堰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