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苏轼、苏辙对《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一题多解”
2026-03-27 14:27:56 来源：人民法院报摘要：曾巩、苏轼、苏辙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阐发作答《刑赏忠厚之至论》一题，内容既各有侧重，又有共通之处，反映出三人对于刑赏关系的独到思考和治国理政的深刻见解，展现了他们扎实的政治素养和法律素养。
□ 王斌通 张南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文坛领袖欧阳修主持礼部省试，德才兼备、见识超群者大量涌现，“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苏轼、苏辙一同应试，参加考试的还有张载、程颢、程颐等后来成为理学大家的“风云人物”，以及成为王安石变法骨干大臣的章惇、吕惠卿、曾布等，因而，这一次进士科考被誉为“千古第一龙虎榜”。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科考出了一道与法律相关的试题：《刑赏忠厚之至论》，题目源于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对儒家经典《尚书·大禹谟》中“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一句所做的注解：“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刑”与“赏”是古代治国理政中的一对重要关系，历来被视为治国之二柄，《商君书》更是将二者单独列为《赏刑》一篇。因此，这道试题凸显出强烈的实践导向，对国家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具有积极意义。曾巩、苏轼、苏辙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阐发题意、作答题目，内容既各有侧重，又有共通之处，反映出三人对于刑赏关系的独到思考和治国理政的深刻见解，展现了他们扎实的政治素养和法律素养。
曾巩：以“圣人之治”论“刑赏忠厚之至”
曾巩将“刑赏”置于治国理政全局之中进行作答，强调各类主体相互配合、各项举措共同实施、各个阶段协同推进，从而达到“圣人之治”的理想境界。第一，刑赏存在于治国理政的已然阶段。曾巩将治国理政划分为已然和未然两个阶段。在已然阶段，一般情况下，对于有罪、有功的人，相关部门只需在“推其本末以考其迹，核其虚实以审其情”的基础上施加刑罚、实行奖赏即可；面对疑罪、疑功的特殊情况，应当秉持“不敢果其疑”的态度，有效避免“罪疑而过刑”“功疑而失赏”的弊端。在未然阶段，对于将来可能出现的有罪、有功之人，则应通过推行教化和法律来“率天下之善”“成天下之务”，使人从善远罪，以实现“有罪者寡，有功者众”的治理目标。第二，“圣人之治”下实施刑赏有一定条件。在“圣人之治”中，为君者应当具备“圣神渊懿之德”，为臣者应当选拔“道德修明之士”。君臣一体同心，做到“上下交修，公听并观”，广泛吸纳天下贤才良策、洞悉天下大事小情，这既是对理想政治的描述，也是对现实政治的建言。第三，要向“圣人之治”下实施刑赏的典范学习。皋陶提出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所反映的慎刑慎杀理念、西周时期的“三赦”之法（《周礼·秋官·司刺》：“一赦曰幼弱，再曰赦老耄，三曰赦蠢愚。”）和“三宥”之法（《周礼·秋官·司刺》：“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所反映的矜老恤幼理念，都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为后世立法所吸收。汉文帝刑制改革后，刑罚大省，起到了正人心、厚风俗的作用。曾巩认为这些都是“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的表现，需要认真学习。
苏轼：以“君子长者之道”论“刑赏忠厚之至”
苏轼的作答立足于“为君之道”，强调统治者应当在治国理政中以“君子长者之道”运用刑赏。第一，以“君子长者之道”治国理政。苏轼指出，前代的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做到了以“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并以《诗经·小雅·巧言》中“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两句支撑论证，这里的“君子”指的就是统治者。他强调，对于进谗言的小人应当加以斥责，即“君子如怒”；对于贤德之人应当加以赏赐，即“君子如祉”，只有将斥责与赏赐结合起来，做到“怒谗而福贤”，才能消弭祸乱。他尤其推崇以“仁”治国：“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第二，以“君子长者之道”施加刑赏。苏轼认为，在“刑赏”的制定上要突出“严”，在其适用上要突出“宽”，如此，才显得“忠厚之至”。正如《宋史·刑法志》所言：“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他还列举了尧与皋陶“三杀三宥”的对谈、周穆王命吕侯制刑的典故加以佐证。他还指出，面对疑罪，应当坚持“罚疑从去（罪疑惟轻）”，慎用刑罚；面对疑功，应当坚持“赏疑从与（功疑惟重）”，广布恩泽。第三，以“君子长者之道”收长效之功。苏轼认为，在对行善事的人实行奖赏时，应当“咏歌嗟叹之”。“嗟叹”和“咏歌”能够有效弥补语言的不足，起到“乐其始而勉其终”的激励作用。对行不善之事的人施加惩罚时，应当“哀矜惩创之”，即加以同情和怜悯，使得痛改前非、洗心革面，起到“弃其旧而开其新”的感化作用。这种做法使得刑赏的效力对当事人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苏辙：以“与民之道”论“刑赏忠厚之至”
苏辙以君民关系为切入点，强调实施刑赏应当“顺天下之所欲从”，坚持“与民之道”，彰显出鲜明的民本立场。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胜于斯民也。”第一，“与民之道”指导刑赏的制定和适用。苏辙指出，制定刑罚的目的虽然是“待天下之罪戾”，却又担心民众犯罪；设置奖赏的目的虽然是“待天下之贤才”，却又担心无人可奖。因而，在“刑赏”的适用上，需要“君子先天下，而后有不得已焉。”没有到非罚不可、非赏不可的时候，慎用刑赏。第二，贯彻“与民之道”应当做到“罪疑从轻”“功疑从重”。苏辙认为：“与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肤，保其首领，而无憾于其上；与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乐得为善之利，而无望望不足之意。”刑与赏本质上只是治国理政的工具，无论是否施加刑罚、实行奖赏，都要以天下为先，以民生为本。因此，对于疑罪、疑功的处理，决不能“伤于仁”“害于信”，决不能“残民”，而要以果断的行为取信于民。第三，“与民之道”包括“与民”和“劝民”两个方面。如果能做到“舍有罪而从无罪”“去轻赏而就重赏”，则在“与之”之外更起到了“劝之”的作用。《孟子·公孙丑上》有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以义劝之”“以耻劝之”的做法能够由内而外地使得天下之人从善远罪，是“忠厚之至”的表现。苏辙的论述紧扣“与民之道”，强调推行“忠厚之化”最重要的是“见于民”，方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这也是尧舜、三代时期的盛世得以成就的原因所在。
法律是经世济民之学。通晓法律，可以启迪读书人更加精准地把握礼法关系，训练逻辑思维、法律思维，以智慧的眼光探析治国之策、理解安邦之道、洞察社会现象、平衡利害关系、解决矛盾纠纷。《宋史·刑法志》称：“士初试官，皆习律令。”苏轼曾言：“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可见，法律素养是当时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曾巩、苏轼、苏辙在行文落笔中以小见大，通过对法律领域刑赏关系的探讨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建议，引经据典、追慕先贤，字里行间寄托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反映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最终，三人都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登进士第，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又以其文学造诣并列“唐宋八大家”，成为中国科举史、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曾巩、苏轼、苏辙对《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一题多解”，对于我们理解宋代读书人的法律思想和政治主张具有重要价值，是研究宋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史料。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法系基层治理的多元一体规范保障研究（22JJD820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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