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法制与都江堰水利文明
2026-04-24 18:14:36 来源：人民法院报摘要：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五千年而赓续不断，离不开与水相济共生之智慧。从大禹导江入海，到李冰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治水始终是华夏先民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都江堰奇迹不仅源于李冰父子“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工程智慧，更有赖于历代法制之支撑；秦汉律令，为都江堰工程早期之建设维护探索出初具规模的法制保障体系。
□余钊飞 崔慕伦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五千年而赓续不断，离不开与水相济共生之智慧。从大禹导江入海，到李冰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治水始终是华夏先民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在众多水利工程中，都江堰以“无坝引水、自流灌溉”的独特设计，历经两千余年而生生不息，至今仍润泽着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都江堰奇迹不仅源于李冰父子“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工程智慧，更有赖于历代法制之支撑；秦汉律令，为都江堰工程早期之建设维护探索出初具规模的法制保障体系。
秦律保障都江堰之建设维护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采取“以法为治、以吏为师”的治国策略而富国强兵，其组织动员能力大幅上升，相继修建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历史影响深远。李冰建成都江堰后，设立“湔氐道”，作为负责管理和维护工程的机构。该机构不仅管理堰工，还兼理地方民情。秦统一六国后，在中央层面也设有水利管理机构，即在太常、少府、水衡都尉之下设立都水长、丞，主管全国农田灌溉和河渠修建事务。里耶秦简中载有“洞庭都水”“参川都水”等官职，秦在地方郡一级已设都水官，专门负责水利事务。由此可见，秦代已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郡县再到具体工程的多层级水利组织制度，为农田灌溉和粮食生产提供制度化组织保障。秦律对工程设施的修建与维护有着严格规定。《徭律》载：“县毋敢擅坏更公舍官府及廷，其有欲坏更殹（也），必谳之。”拆除或改建官署建筑，地方并无自主决定权，而应向上请示。又有：“县为恒事及谳有为殹（也），吏程攻（功），赢员及减员自二日以上，为不察……度攻（功）必令司空与匠度之，毋独令匠。其不审，以律论度者，而以其实为徭徒计。”即县内常规或经批准的工程，由吏估算工期，误差超过两天即按失职论处；估算工程量必须由司空与匠人共同进行，不得单由匠人估算，估算不实的，处罚估算者，并重新核定所需徭役人数。（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200页）这些法律，既是为了保障国家经济命脉的正常运转，也是为了精确控制徭役的征发，防止地方滥用民力。《徭律》还规定，如果工程尚未满一年就崩坏，主管工程的司空、负责施工的技工和监工人员都要论罪，并有责任重新修缮，且不计入正常徭役之内。（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可见，秦律通过长期保障工程质量的制度设计，为维护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秦律还通过明确律文规范水利工程设施的维护工作。《田律》规定，春天二月时，禁止堵塞水道——这是对农田灌溉用水的直接保护。同时，秦律对堤防的维护亦有要求，如《田律》载：“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脩（修）波（陂）隄，利津梁，鲜草离。”该律文明确规定了堤防修整的具体时段，即九月疏通田间沟渠，十月修建桥梁、修筑陂塘堤防。九月秋收之后，农事稍闲，此时可以整治道路与险要坡地，为后续水利工程的修缮清除障碍；十月进入农闲时节，正是集中人力物力修筑陂塘堤防、修缮桥梁津渡的最佳时机，既能避免与农忙争时，又能确保水利设施在来年春耕灌溉前达到最佳状态。秦律通过刚性制度将水利工程同农业生产周期紧密结合，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保障着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的科学建设与维护。此外，《田令》确立了用水公平和用水次序的基本原则，要求按照水量多少和先后次序分配灌溉用水，禁止官府田随意抢夺百姓水源。作为蜀郡守的李冰，严格按照秦律和自然规律，探索工程技术标准，形成影响两千多年的都江堰治水法则。李冰通过器物和口诀确立了维护都江堰的工程标准，成为历代中央政权确认的习惯法。其一是立石人以定水位。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石人立在水中，枯水时水位不低于石人足部，丰水时不超过肩部。石人使水位高低有了参照，为岁修和水量调节提供判断依据。其二是埋石马定淘滩深度。都江堰需每年冬春枯水季节淘浚河道，但淘多深才算合适，必须有明确的标准。相传，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时，便在内江河床下埋有石马，以此作为每年淘滩深度的标准。宋代《堤堰志》尚有记载：“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凡穿淘者必以离堆石记为准。”后世又在此基础上改用铁板、卧铁，岁修时深淘至卧铁露出，即为达标。（周旭：《卧铁：藏了千年的“定水神针”》，华西都市报2025年6月4日，A13版）
汉律设官署定岁修
汉承秦制，中央治水官员仍设都水长、丞，并在太长、少府、司农、水衡都尉等官职、部门属下，设都水官。由于都水官数量多，汉武帝特设左、右都水使者管理都水官。地方郡县长官同时兼具治水和兴修水利工程之职责。全国郡国和郡府下大都设有都水衙门，蜀郡亦然。都水衙门在行政上受郡领导，在业务上受大司农指导。蜀都水是西汉时期管理蜀郡水利的专职部门，都江堰是其管理重点；都水长、都水丞由郡府任命，各司其职，负责都江堰的岁修、抢修、特修等工程事务。东汉时期中央设置司空掌管全国水土工程事务，郡县设水官，其职责包括掌治水渠、堤防、桥梁等。据1974年都江堰首部外江河床下出土的李冰石像铭刻所载，“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可见，东汉时期都江堰设有都水掾和都水长，负责管理古堰。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认为都江堰是全国农耕之本、国家所资，他亲自抓管理工作；诸葛亮在都江堰专设堰官，又征丁一千二百人驻防都江堰。这是都江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堰官带兵甲护卫古堰的确切记载。堰官直接接受蜀汉朝廷管辖，不受郡县地方政府干扰；堰官所带兵将职能包括管理都江堰的日常安全保护、维修和岁修工程，同时对灌区实行计划分配用水。两汉时期的水利法制覆盖水工、灌溉、防洪、航运等多个方面；同时也出现了专门水利法规。如荆州胡家草场出土的西汉《治水律》，专门针对堤防修筑和防洪管理，详细规定了决堤溃坝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时的责任认定和处罚标准。航运方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对船运事故的责任划分十分细致，区分了直接责任人和主管官吏的处罚，并规定了不可抗力情况下的免责条款。这些律令条文相互配合，构成了从工程建设到用水管理再到运输安全的水利法制体系。可以说，汉代已初步建成较为完整的水利法制，为后世水利立法提供范本；水利事务法制化的过程，成为都江堰长期维持有效治理的制度基础。
此外，岁修制度在汉代得到规范化。汉代承袭李冰定期维修之法，形成了岁修惯例。李冰修建都江堰时，“破竹为笼”“以石实中”，创立了笼石护岸之法。而竹笼易于朽坏，需每年更换。并且，岷江至灌县，由高而下，每年有大量沙石沉积于堰渠，影响了渠道畅通，需每年冬春进行淘浚。遇洪水或战乱后，堤堰毁坏严重时，还要动员大量人力开展大修。于是，岁修成为都江堰建成之后的惯例。岁修使都江堰得以维护完善，从而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都江堰文献集成》编委会编：《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7页）1997年颁布实施的《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全面吸收历代治水智慧和水利法制文明，以现代立法的方式进一步完善都江堰“岁修”之制，有力推进都江堰灌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为天府之国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秦汉法制对都江堰之历史影响
纵观秦汉时期都江堰之治水法制，开历代水利法制之先河；其经历个别到一般、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形成了静态律令科比成文之法与动态工程技术不成文之习惯法并存格局；尤其是习惯法坚守千年成为永久之法。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时，探索出“深淘滩、低作堰”之千古治堰之要诀；这六字既是岁修要旨，也是治理都江堰的不变之法。后世将其奉为治水要旨，在都江堰反复刻写，如“宋开宝五年壬申，宋太祖敕重刻‘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于灌口江干”；明正德年间，水利佥事卢翊维修都江堰，淘滩“直至铁板，并将秦人所书六字诀大书观澜亭上，以昭水鉴”。清代则将“遇弯截角，逢正抽心”“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等治水格言和都江堰治水“三字经”刻于都江堰。历代都江堰治理者，通过器物、口诀和岁修习惯，将治水经验转化为长久之法。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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