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政绩观
2026-07-10 13:06:24 来源：人民法院报摘要：于成龙的政绩观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沃土，在清代严苛的官员考核体系中淬炼升华，终成“清端”美名，为后世为官者立起不朽标杆。
□ 王政超清代初年，官场贪腐积弊未除，黎民百姓仍在流离困顿中挣扎。于成龙以四十五岁之龄，告别乡野，躬身入仕，从广西罗城知县的微末之职起步，辗转六省七地，终至总督之位。二十余载宦海浮沉，他将清正廉洁、以人为本、公正司法的信念刻进履职每一步，三获清代官员考核最高殊荣“卓异”，被康熙帝盛赞为“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政绩观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沃土，在清代严苛的官员考核体系中淬炼升华，终成“清端”美名，为后世为官者立起不朽标杆。
清正廉洁，戒奢尚俭
于成龙的政绩观，以清正廉洁为安身立命根基，既是他个人修身立德的终生坚守，也是对清代官员考核“操守”标准的极致践行，更与其著作中“绝贿赂”“崇节俭”的思想内核高度契合。清代初期就建立起完备的官员考核体系，根据《清会典·吏部八·考功清吏司》，其考核核心为“四格”，即守（操守）、才（才干）、政（政绩）、年（年龄）。其中“守”居首位，分清、谨、平三等，而“卓异”作为最高荣誉，明确要求官员廉洁自律、无苛政、无亏空，廉洁便是获评“卓异”的首要前提。于成龙一生践行廉以律己的为政之道，完美诠释了“守清”的最高境界。
于成龙始终以严格标准约束自身，他的廉洁思想精髓凝结于《于清端公政书》，尤以《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为要，其中将“绝贿赂”“崇节俭”列为核心戒律。于成龙家境贫寒，赴罗城任职时东挪西凑才凑齐盘缠。他不畏艰苦，常日二食或一食，即便窘迫至此，仍坚守不取民一钱的底线，这份纯粹与坚定，正是廉吏风骨的生动写照。清代官员俸禄微薄，但于成龙始终坚守本心，拒绝馈赠，甚至以俸禄补贴百姓。升任两江总督后，于成龙依旧布衣蔬食，每日三餐仅粗米和青菜，被百姓唤作“于青菜”。他既重视自身清白，更注重家风廉洁。《于氏族规家训》中勤俭戒奢的要求，让家风与官德相融共生。正因如此，他在历次大计中均以“守清”获评优等，三获“卓异”，成为清代廉吏典范。
以人为本，心怀苍生
于成龙的政绩观，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要义，将民生为要的情怀贯穿履职全过程，既是对传统“民为邦本”思想的传承，也是对清代考核“政勤”“民生得所”核心要求的深刻践行。清代“卓异”标准明确包含“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强调官员既要廉洁，更要务实为民。于成龙“勤抚恤”的执政思想与之高度契合，渗透在他的日常治理细节中。
在罗城，面对“盛瘴疠”“遍地榛莽”的绝境，于成龙以“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的赤诚，安抚流民、明确保甲制度、废除苛捐、安定治安，更亲自带领百姓建学宫、创设养济院。离任时，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在合州，于成龙上任后目睹地方荒残，遗民只有百余人，立即“请革宿弊，招民垦田，贷以牛种”，使“期月户增至千”。在黄州，黄冈岐亭盗贼“白昼行劫，莫敢谁何”，于成龙招抚盗贼首领，令其捕盗自赎，确保社会安定；黄安灾荒严重，于成龙上奏请求免除赋税、赈灾济民，并劝谕乡保户首设法赈救，借银买谷以积存备用，解百姓燃眉之急。在直隶，于成龙严查苛捐杂税、废除“火耗”（明清时期官府征收赋税时，借口弥补银两熔铸等损耗而加征的附加税）陋规，兴修水利改善民生。于成龙以安民富民为要务，一心护佑百姓安居乐业。这些为民实践，是其政绩的最好诠释。
公正司法，慎刑明辨
于成龙的政绩观，以公正司法为履职底线，将“慎刑法”作为核心准则，这既是对哀敬折狱传统的传承，也是对清代考核“无滥刑”要求的生动实践。于成龙在《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中强调：“人不幸而涉词讼，又不幸而于词讼中受刑罚，虽十分不可宽，必须求一分稍可宽处。”其《简讼省刑檄》也明确提出：“讼狱为民命攸关，听断谳决，务合情罪，使民无冤，然后能使民无犯。”
于成龙在办案过程中注重轻刑息讼、慎刑恤刑，力求情法两尽、明刑弼教。在冯婉姑抗婚伤人案中，钱万青与冯婉姑已有婚约。吕豹变恃财仗势，冯父听信谗言、贪财毁约，逼迫女儿嫁于他。迎亲之日，冯婉姑在情急之下刺伤吕豹变。于成龙坚持慎刑明辨，细致核查案情，对于遭受逼迫的冯婉姑，于成龙精准区分蓄意行凶与绝境自卫，认为她守贞不二、志不可夺，判她与钱万青恢复婚约，并免予刑罚，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冯父“贪富嫌贫”“利欲熏其良知”，他贪财悔婚，本应受罚，但考虑到冯婉姑为父泣请，于成龙判决暂免他杖笞之刑，实现了法律与人伦情理的衡平；吕豹变“刁滑纨绔，市井淫徒，破人骨肉，败人伉俪，其情可诛，其罪难赦”，被依法处以杖责。
在赵廖两姓宗族械斗案中，赵廖两姓因田地纠纷爆发大规模宗族械斗，造成数十人伤亡、民居焚毁，依照清代律法“应各抵罪”，若机械司法、从严追责，势必牵连大量人员，导致“两姓死亡枕藉之后，而又杀戮数十人以相抵，几使全村为墟，两姓嗣斩”。于成龙本着“仁心为怀”、坚持慎刑恤刑，仅对四名酿成巨祸的宗族族长依法斩首，对其他参与斗殴的普通乡民一律免罪释放，以慎刑之道化解宗族积怨，将“慎刑法”落到实处。
此外，于成龙注重司法长效建设，整顿司法秩序，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教育管理，严惩徇私舞弊，确保公正司法。于成龙强调“一切民词”“系正印官之事”，“佐贰等官不许干预”，要求道府发现“正印官不稽查，佐贰滥准词讼、差役拘提滋扰”，须“据实揭报”，若包庇违规下属，则与犯事官吏一同弹劾治罪，从而在制度上约束属官权力。在他的努力下，任职之地的司法风气明显好转。
于成龙的政绩观，是清正廉洁、以人为本、公正司法的有机统一，既在清代考核体系中得到检验，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三获“卓异”并非偶然，而是一生坚守初心、廉洁务实的必然结果。清代“四格”考核既重操守，也重政绩，既求公正，也求为民，于成龙便是这一体系下最具代表性的典范。纵观二十余载宦海生涯，于成龙以“不要钱，不怕死”的担当，用清正守护官德、用人本彰显初心、用慎刑维护公正，诠释了廉吏的真正内涵，留下“清端”美名。其《于清端公政书》中“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崇节俭”思想，穿越百年仍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中华传统‘良法善治’观念资源及其在‘两个结合’中的转化应用”（25SKJD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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