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清代“盗卖学田案”判牍里的司法智慧
2026-07-24 10:02:30 来源：人民法院报摘要：盗卖学田案的制度场域与今日语境殊异，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司法智慧，即定性探究法益、程序追求公正、证据力求客观、量刑宽严衡情、治理放眼长远，至今不失其启迪价值。
□ 曹虎今年春，有八甲民人李迎东、盈川、阜昌等具控李松朋之子碧清盗卖学田二亩，旋据呈移县查办结案。余兑访之乡人，始得详其颠末。是田始于明嘉靖十五，有郎除忘学交年，有本图绝产，无人承受。明末赋繁敛重，民贫田荒，赋无所出。有司遂将此田归于中二图十甲，每甲分领十一亩，俵人佃种，交租纳谏，名曰累田。迨入国朝，轻徭薄赋，民因始苏，遂视为祖父所遗恒产。及其流獘，以□田易肥田者有之，以小亩易大亩者有之。而学中奸书蠢斗，恶其不便侵渔也，又从而去其籍。吾而四甲耆民陈起荣家藏旧册一本，尚未甚残缺，昔之广交与余皆未之知也。适皖桐章君以名孝廉来宰是邑，谓予与司谕余君绍书曰：是必有据，方成信谳。庭诉之日，陈起荣执卌呈官，官遂据以定案，将盗卖之李碧清、婪贾之刘必文，薄罚示惩，田追还学，两造具遵。详载判语中。余深幸旧丹之不终泯设也，因手钞一本，钤以县印及本学记，藏于御书，贮归人交代册内。又命学书只誊副本，藏之司训署。旧册仍给还陈起荣，以便互相稽考，庶学田无盗卖之虞，而祖谷亦无中饱之患。惟是每岁所收钱文，不敷额解银数及解费各项，尚待贤尹详请宪示，督同交量田亩，酌定租谷，造丹申送藩台存案，以垂久远云。
附载章公判语。学校崔得李盈川等具控李碧清盗卖学田，刘必文婪贾一案，延认之下，得悉案由。查李松朋霸估官田，抗租不纳，复敢出卖，实属不法。既巳身故，其子碧清又不赎还该田，以致控讼，与婪买官田之刘必文均有不合，本应重懋，姑尝耄令各罚钱拾千，以修文庙门扇，仍于李碧清名下追取原价肆千文。非将乾隆三十七年起，嘉庆十七年止，共欠租谷拾肆石肆斗，姑宽每石作钱六百文，共作钱捌千六百四十文，着具限缴案，听候□学充公。该田永远不准盗贾，两造取沧咎。宗案：此判。
译文
今年春，八甲乡民李迎东、李盈川、阜昌等人具状控告李松朋之子李碧清盗卖学田二亩。随即据呈文移送县衙查办，业已结案。撰文者向乡人询访核实，方知始末。该田产始于明嘉靖十五年，当时有本区划内绝户田产，无人承买。明末赋税繁重，民贫田荒，赋税无所出。地方有司遂将此田划归中二图之十甲，每甲分领十一亩，分拨佃农耕种，交租纳税，名曰“累田”。迨至本朝，轻徭薄赋，民生复苏，遂视此为祖辈遗留恒产。其后流弊丛生：有以瘠田换取肥田者，亦有以小亩换取大亩者。而学宫中之奸腐书吏、署役，厌恶此举不便其侵渔克扣，竟然销毁相关册籍。四甲耆老陈起荣家中藏有旧册一本，尚未甚残缺。往昔之广交与撰文者皆未知晓此事。适逢安徽桐城章君（名甫，号完素）以名孝廉（举人雅称）之身来任本县县令，对撰文者与司谕余绍书言道：“此事必有依据，方能成为信谳（确凿判决）。”诉讼之日，陈起荣手持旧册呈交官府，官府遂据此定案：将盗卖田产之李碧清、婪买田产之刘必文，从轻处罚以示惩戒；田产追还学宫。两造（双方当事人）皆遵从判决。详情载于判词之中。撰文者深幸旧册终未泯灭失传，因亲手抄录一本，加盖县印及本学印记，藏于御书库房，归入交接册籍之内。又命学中书吏誊写副本，藏于司训署（教官衙署）。旧册仍归还陈起荣，以便互相稽核查验。庶几学田无盗卖之虞，租谷亦无中饱之患。惟每年所收钱文，不敷额定上解银两之数及解送费用等项，尚待县令详请宪台批示，督同丈量田亩，酌定租谷数额，造册申送布政使司存案，以垂久远。
附录章公判词：查得李盈川等具控李碧清盗卖学田、刘必文婪买一案，经审讯确认，得悉案由。查李松朋霸占官田，抗租不纳，复敢出卖，实属不法。其既已身故，其子李碧清又不赎回该田，以致引发控讼，与婪买官田之刘必文均有不合。本应重惩，姑且从宽处理：令各罚钱十千文，用以修葺文庙门扇；并于李碧清名下追缴原价四千文。并将自乾隆三十七年起至嘉庆十七年止，共计欠租谷十四石四斗，姑宽按每石折钱六百文，共折钱八千六百四十文，责令限期缴案，听候学宫充公。该田永远不准盗卖。两造具结存案。此判。
解析
清嘉庆年间的盗卖学田案虽涉案田亩不多、罚惩亦属轻微，然而纵观该案理案之法、取证之道、定谳之据、“不经”之判及善后之谋，窃谓之案小，殊能管窥古代基层司法之脉络、审辨传统法治智慧之枢要。判牍所载，章公“是必有据，方成信谳”之谦抑审慎、“姑从宽处”之揆情决断、“修学充公”之恢复处置，非仅一时权宜之计，暗合证据裁判、罪责刑相适应、宽严相济、恢复性司法等现代刑事司法精神。
（一）依“律”定性：法有明条，罪分公私
行为定性为刑事司法的首要步骤。清律于财产犯罪，区分公私之属尤为明晰。以田养学的学田制勃兴于宋代，盛行于明清。学田来源多为官方划拨、罚没赃产、民间捐赠及无主绝产等，起到昌盛地方文教和襄助贫寒举业的重要作用。《大清律例》卷九《户律·田宅》“盗卖田宅”条载：“凡盗他人田宅卖，将已不堪用田宅换易……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系官田宅者，各加二等。”清代注重例的运用，将其作为律文有效补充，堵塞律文漏洞。《户部则例》更明确规定，凡盗卖、换易、冒认官田宅，比侵犯一般私人田宅加二等治罪。此类加等规定反映清律承袭宋明前制，考量特殊公共用途，对官田、祀产、义田等公有性质田产，保护力度远超私产。判词首先严格依据律文对行为作出法律层面的定性：学田是明代历任知县置办、归属县学的公共资产，性质上属于地方公产，有明确的官方登记册籍为凭，李碧清、刘必文二人未经过官府核准、未获得县学同意，私自处置公田产权，已经符合“盗卖官田宅”的律条规定，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行为的违法性，为后续裁判奠定合法性基础。此外，这里还隐含着古代大一统思想统摄下的制度沿承，明之学田，清亦守之，以为定式，乡野咸知。
本案李碧清所盗卖者，乃八甲之“累田”。考其来由，此田原属明嘉靖年间“本图绝产”，因赋繁民贫而归于学宫，以租入供学，实属官田性质。及至清代，较之明末轻徭薄赋，虽乡民视为“祖父所遗恒产”，然而法律属性未变。学田为地方官学经费之源，关乎祭祀、师俸、贫生膏火，“系官田”，依法须适用盗卖官田宅加等条款。章公在判语中直断“李松朋霸估官田”，又云“该田永远不准盗贾”，此为清律保护公有财产的明确适用，既彰显法度，亦疏导物议。判词定性，非囿于田亩流转之表象，而深察田产之法益属性，类似于现代刑法区分公私财产，对公共财物或扶贫、救济、医疗等公益财物予以特殊保护的法益理念。
（二）程“式”规仪：讼由公正，审循法度
古代合礼合法的程序亦为司法公正的外显，惟听讼明，方持法平，后断狱清。此案诉讼程序脉络亦颇可称道。嘉庆年间，民间诉讼案件虽多由州县自理，然而清律于呈控、接审、结案诸环节，已形成相对完备之程序性要求。本案历经“具控受讼→呈移查办→访查核实→庭审定案”四个阶段：乡民首控于县，县衙受理移查；撰文者（县教谕或训导）亲历实地调查，广泛核访乡人，详得原委；庭讼之日，传证呈册对簿；终以判语定谳，并详载判语中且加印钤藏，以昭信守。清代地方州县处理田土等纠纷时，除官衙受理外，常倚重乡绅耆老之调处与见证，县令往往集侦查、起诉、审判诸权于一身，然在个案中仍注重多方征询、广泛取证。章公“延认之下，得悉案由”，又素闻乡人之说，此即司法官员力求查明事实、避免偏听偏执之举。毋庸讳言，其时诉讼制度过于集权、程序保障不足，虽远逊宋代审问与检法量刑分权制衡与协作的鞫谳分司制，更有赖于“明公贤尹”良知品行秉公允断，然揆诸当时司法资源与实际语境，县衙在高度行政化体系内力求事实查明，已属切实可行之处置。如宋代郑克在《折狱龟鉴》中所述：“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固当兼而用之。”治狱者体恤案情之复杂，察情据证、兼听明析，实已具朴素之“全面调查”“不轻信言辞”意识，亲历周闻、广泛参与有类“甘棠决讼”，在其时堪称周全。
（三）析“据”明查：以册为凭，据实定谳
古代论罪刑讼证据标准高于争财民讼，此案证据查明颇具示范价值。案件最棘手者非在律条援引，而在田籍残缺。撰文者明言：“学中奸书蠢斗，恶其不便侵渔也，又从而去其籍”“民因始苏，遂视为祖父所遗恒产”。田册籍湮失，恰为侵占者提供可乘之机。实际也道明学田侵渔问题，虽有朝代更迭、阡陌变迁之因，更有不法官吏塞责贪腐之咎，以致上行下效，将官产视为祖产，日侵月占之下，公私历久无考，知情而犯者也难谓可宥。章公不负名孝廉之称，恪守“是必有据，方成信谳”，并言以践之。其先审慎审视案情，嗣又敏锐洞察陈起荣家藏旧册为关键物证。庭讼之日，关键证人陈起荣执以当堂呈证，册籍详载田亩四至、隶属、沿革，足以廓清疑云。学田“见存田一顷三十六亩有奇”的官方登记数额与旧册记载完全吻合，不存在产权争议，从证据层面排除了抗辩“田产为私产”的可能，事实基础无懈可击、法律适用逻辑周延。官“据以定案”，将盗卖田产之李碧清、婪买田产之刘必文分别处罚，追田还学。章公不以案微而轻忽，凭借关键客观证据，实现了不轻信言辞而采信可据可查之旧档实物，并与官方存档交相印证的审慎判断。古语云“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判词寥寥数语，寓证裁判原则之精髓。以原始物证确情定谳之路径，深契“狱贵初情”理念，与现代刑事司法“以证据裁判原则为核心”异曲同工。
（四）揆“理”裁量：宽严相济，法理相融
援法引律虽非乏善可陈，揆理度情、敦伦重教之量刑，往往更承载传统司法智慧。《唐律疏议》云：“议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言用刑轻重失其序，则系民命之存亡。”笔者翻阅此案县志古籍时，曾效仿先贤读史掩卷而思，置身殊重文教之时，虑及学田有资寒学，遂生出盗卖学田，影响深恶之感，乃至重处之词，悬之于口、呼之欲出，读至判词却情理中允、寓教平恕，不禁哑然，钦佩不已。我国传统法文化一直秉承注重谦抑性、避免不教而诛的慎刑理念。如尚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此案最为匠心独具、引人入胜，也最具现代启示之处，正在于章公之举重若轻。按《大清律例》正条规定，盗卖官田至二亩者，当依“系官田各加二等”科罪，动辄杖责徒配。然章公判云：“本应重懋，姑尝耄令各罚钱拾千，以修文庙门扇”，又对李碧清代其父追缴原价，对刘必文等“薄罚示惩”。若仅施以杖笞流血之刑，虽足以慑一时之奸，然于学宫之修缮、租谷之追偿实无裨益。罚金用于公共建设，既惩戒不法之徒，又惠益公共事业，颇具现代刑罚“恢复性司法”色彩。类似现今盗窃罪中判处单处罚金，惟罚作修学之用，并追缴历年欠租充学署之公，于今而言尤有可鉴。
量刑既要考虑法益侵害性，还需综合评价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章公在确定违法性基础上，未机械适用律条，对盗卖与婪买者一律重处，而是结合事理，考虑以下因素：一者，二人盗卖公田行为虽属故意，但涉案田产仅二亩，尚未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损失，到案后如实供述，未故意隐瞒事实，主观恶性较小，有类现在认罪认罚；再者，学田产权边界长期未公开公示，致民间对学田归属认知模糊，为出现盗卖的客观诱因，官府亦有一定管理责任，渔侵之吏尚乏证未惩，犯禁之民或宜有可恕。章公据之裁量“薄罚示惩”，判令退还田产、缴纳少量罚金，未按盗卖公产加等标准处断，既未轻纵其罪，也避免了责罚过当。姑宽之判，薄罚以惩、并追原价，实为现在罪责刑相适应、宽严相济的古代映照。《帝苑》云：“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裁判也不外乎价值取舍，需衡平公平正义必要性和司法资源有限性，在合法之上寻求更合理的裁判，实质比单纯合法要求更高，该案在数百年前便践行了合理追求。古人崇尚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溯远追贤，古之国士家国为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思起风云动，落笔有雷声。书自古为文明之所系，明镜高悬之下，裁判以书为名，谳牍立言当有雷声。章公在个案裁判中重视辨法析理、遵循情法平允的司法理念，未循律而判，可谓宁失不经，其表为薄罚示惩，其里为轻重酌中，为清代州县判词中情理法兼顾之典范。
（五）顺“情”允中：为计深远，寓教衍宁
司法履职非仅止于结案，更重源头治理，为之计深远，此乃古今通鉴。《历代刑法考》云：“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从刑法之外研究刑法，涉及研究的广度；在刑法之上研究刑法，涉及刑法的深度；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则是研究的起点和归宿。树立刑事一体化理念，跳出案件看案件，以免落入机械司法窠臼。案结之余，章公与撰文者可谓防微杜渐，着眼于长治久安。其法有三：其一，循簿籍之整理。册籍系定谳之据，撰文者“手钞一本，钤以县印及本学记，藏于御书，贮归人交代册内”，并“命学书只誊副本，藏之司训署”，汇誊典藏，示之于众，确保田籍永久保存、前后任交接时有据可查。其二，行返还旧卷之策。“旧册仍给还陈起荣，以便互相稽考”，即旧本、誊卷可交相验核，利用民间力量共维学田权属，较之官府单方监管，能收双向监督、事半功倍之效。其三，重现实困境之疏解。每年所收钱文，不敷额定上解银两之数及解送费用等，详请宪台批示，督同丈量田亩，酌定租谷数额，造册申送布政使司存案，以垂久远。可见，从司法定案，到档案保全，再到制度完善，形成了从个案裁判到长效治理的逻辑闭环。以证据留存制度根除历史遗留的长期隐患，既契合了地方士绅、生员维护学田公共利益的诉求，也顺应了民间对公共产权清晰化的实际需求，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现代刑事司法同样注重“精准惩治、行刑衔接、源头防治”综合治理体系，通过“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递进机制，实现惩戒无盲区、治理见长效。章公与撰文者之善后经营，体现了今古相通的从个案裁判迈向系统治理的司法理念。不仅惩罚了时下之盗卖，更以制度建构预防未来之侵渔，折射出中国司法文化中“惩前毖后”“寓教于刑”的深思远虑。
结语
盗卖学田案的制度场域与今日语境殊异，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司法智慧，即定性探究法益、程序追求公正、证据力求客观、量刑宽严衡情、治理放眼长远，至今不失其启迪价值。镜鉴域外，将之置于同期世界司法图景中审视，则更显其智识分量。英国其时正值“血腥法典”（Bloody Code）盛行，死刑罪名一度超过200种，且大多为财产犯罪，如盗窃超1先令商品、偷窃绵羊、砍伐树木等，保护私产走向极端，严刑于贫苦底层，并催生殖民流放。《孔子家语·致思》云：“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制刑过重超越社会承受力，刑罚往往走向反面，易致选择执法和制度不公，既背离了正义，也削弱了司法公信。章公处理该案时，虽遭遇抗租盗卖等严重舞弊，却在考量法定杖流刑责与案情轻重后，未陷于士林立场，选择“薄罚示惩、追价还田、罚金修学、完善档籍”的审慎方案。在法制严苛的背景下，坚持“定谳必平恕”理念，追求不枉不纵的个案正义，情理竟同于时下刑惩有度、轻罪治理的反思，体现了中华法律文化中允执厥中、情理法交融的哲学审思，也昭示了文明底色中历久弥新的司法理性和人道温度。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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