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相森

　　我国法律起源较早，历朝历代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令，为了维护法律法令的统一与权威，保障司法官员的正确理解与执行，古代通过不同的方式统一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权由官府统一行使

　　夏商时期，法律被认为是神意的体现，君主作为神的代理人有权制定和解释法律。西周，最高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都归属于天子，大司寇、小司寇、士师、布宪等官员代天子宣布刑法禁令，以使臣民严格遵行。

　　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一刑”和“法自君出”，强调法令解释的统一。在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立专门的主法令之吏负责解释法律，严禁其他人解释，官吏及百姓想要了解法律的内容，须询问主法令之吏，但主法令之吏对法不能“损益”一字，更不能任意解释，“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

　　西汉，董仲舒“引经决狱”，开启以儒家学说解释、补充法律的先河。东汉，叔孙宣、郭令卿、许慎、马融、郑玄、应劭等儒家学者纷纷引经注律。由于各家对法律的解释过于繁多且有分歧，司法官员难以全部阅览，也无从准确适用，于是魏明帝下诏，断案只能采用郑玄对法律的注释，不得杂用其他各家之言，从而统一了法律的解释，表明了皇帝或国家在法律解释上的权威地位。

　　西晋时，律学家、三公曹尚书刘颂针对执法者随意征引、解释律文，以迎合上意，导致法令不一的现象，提出审判案件首先要遵守法令正文，如果正文没有规定，就根据具有总则性质的“名例”来审判；如果官吏对法律条文有异议可以提出，司法官署的各尚书郎与令史有权对不同的法律意见进行驳议，但也只能阐明、解释法律，而不能在律外援引其他理由，曲解律意。最终刘颂的提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此后历代王朝均将法律解释之权牢牢控制在官府手中，而法律解释的最高权力则归属皇帝。皇帝的法律解释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行使：一是授权官员注释律法，二是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对法律的解释。

　　以官方注解方式统一对法律解释

　　古代官方通过注解方式统一对法律进行解释的开山之作是秦朝的《法律答问》。《法律答问》以问（司法疑难）答（官方结论）的格式写成，对秦律条文、罪名、法律术语、定罪量刑作出解释，让各地司法官吏办案时统一参照，防止官吏随意曲解法律。它是由官方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是古代官方统一法律解释的有力证据。

　　东汉，应劭在删定律令的同时，撰写了解释律法的《律本章句》等著作；三国曹魏明帝时期曾参与制定《新律》的刘劭，写下了五卷本的《律略论》；晋代，杜预参与修律，并为《晋律》作注解，注解经晋武帝批准颁布，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官方统一对法律的解释。

　　唐高宗永徽三年颁布了《永徽律》，但由于律无定疏，各地官员对于律文的理解不一，明法科考试也没有定准，于是唐高宗诏令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等人参撰律疏。最终，长孙无忌等编成律疏三十卷，于永徽四年十月颁布。这就是《永徽律疏》，即后世所称的《唐律疏议》。所谓“律疏”即是对律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当时“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宋代的《宋刑统》沿《唐律疏议》制度，在律文之后附有“疏”“议”“问”“答”，以解释和补充律文。

　　吴元年，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等二十人为议律官，他们议定律令，编成一书。朱元璋“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祯等取所定之律令，自礼乐、钱粮、制度、选法外，凡民间所行之事类，取类成编，训释其意，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律令直解》是钦命完成的具有很高权威性的官方释律之作，对于司法实践中准确了解律意、适用法律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开启了明代注释律学风气之先。”（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

　　明清时期，立法者还直接在律典中添加注释，注解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明朝万历时《大明律集解附例》的律文间夹以双行排的小字注，以疏解律义。清顺治三年《大清律集解附例》继承明律的做法，律文中夹有小注。雍正三年颁布新律，在每条律文后增加总注，标上“注”字，与正律同号大字排印，详细解释律文的立法意图、量刑原则、法理精神、执行要点等。乾隆五年颁行的《大清律例》将总注删去，但仍保留小注。

　　此外，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私家注律的传统，尤其是清代，私家注律盛极一时，但这并不代表法律解释权的下移。私家注律得到官方认可才具有法律效力。

　　由最高司法机关发挥法律解释统一的职能作用

　　汉代，廷尉府作为最高的专门司法审判机关，在法律解释适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汉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有言：“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廷尉府对法律的适用、对法律的解释直接影响着地方各级审判机关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

　　西晋，廷尉下有明法掾，由通晓法令者担任，他们有解释法律之权。如张斐担任明法掾，对《晋律》进行注解，著有《律解》《杂律解》。隋朝，尚书省刑部曹设明法之官，规定凡是审判重大案件，都要先将案卷呈报明法，由明法来依法定拟罪名。明法在重大疑难案件的法律解释及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也具有统一法律解释的职责。

　　唐朝，徒罪以上案件在初审后要层报上级官府复审，直至有终审决定权的机关。上级官府对下级官府的审判进行审查，若发现审判有误，可以驳正。刑部是最高司法复核机关，有权对司法官员审理的案件进行复核，纠正不正确的法律适用，从而实现法律解释的统一。此外，大理寺作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有审理地方疑难案件之权，唐代《狱官令》规定：“诸州府有疑狱不决者，谳大理寺，若大理仍疑，申尚书省。”大理寺有关疑难案件处理的法律解释和适用，对其他司法机关也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明清时期，刑部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发挥着统一法律解释的职能作用。清代刑部有权复核地方的刑案，作出或准或驳的决定，将自身对律令条文的理解和适用的观点表达出来。遇到在法律适用上有疑难的案件，刑部官员会提出处理意见。这些有关法律适用的意见上奏皇帝批准施行，成为对律典的补充。刑部对于经驳审但仍未更正的地方官吏有权参劾，从而使刑部的法律意见得以贯彻，有力地统一了各级审判机构的法律解释。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基于国家规范、有序治理的需要，特别注重法律解释的统一，其相关做法和机制，并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而是根据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司法实践适当调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解释制度。

　　（本文得到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作者系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