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见《活着》:做有韧性的法律人
2026-11-20 16:08:31 来源:人民法院报摘要:余华的《活着》自1992年问世,打动了无数读者。小说讲述福贵接连承受亲人离世的重重苦难,却依旧平静坚韧地活下去。作品不纠结公平与正义,只诉说生命本身。对常常和法条、案件相伴的法律人来说,这份深沉的生命叙事,也映照出案卷背后鲜活复杂的人间百态。
□ 祝欢
资料图片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当代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自1992年首次发表以来,打动了无数读者。有人从中看到了命运的残酷,有人看到了生命的坚韧,有人看到了活着的纯粹。
《活着》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农民福贵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本是地主家的阔少爷,放荡不羁,嗜赌成性,而后输光家产,沦为贫农。然而,悲苦的命运才刚刚开始。他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去世,女儿凤霞因高烧成了哑巴,之后又因难产而死,儿子有庆因抽血过量丢了性命,女婿因工伤而亡,外孙吃豆子被噎死。一连串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将福贵推向了苦难的深渊,但他仍然坚韧、顽强,没有怨恨、没有控诉,只是在“活着”。
对于日常与法条、是非、数据打交道的法律人而言,《活着》似乎是一部“反法律”的小说,它不讲正义,不讲权利,甚至不讲公平。余华先生用最朴素的笔触,只讲一件事:一个人如何在接连不断的失去中,继续活着。这种镌刻着最深刻生命哲学的叙述,恰似法律人在案卷中触摸到的人间真实。
法的边界:回归对社会治理的理性认知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句古老的法谚穿越千年,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我们每天用法条划分责任、用证据计算赔偿,似乎已经习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但《活着》将我们的思维拉回到现实: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法律也无能为力。
福贵赌博被骗、被抓壮丁、亲人离世,在这些遭遇面前,我们不禁要问:法律能做什么?他无法起诉战争、无法起诉疾病、无法起诉贫穷、无法起诉命运,即便是最接近法律的那一次——儿子有庆为给县长夫人输血被医生抽血过多而死,福贵也从未有过维权的念头。这不是愚昧,而是法律在极端条件下的缺失。
现实中,我们用判决保障空巢老人的晚年生活,却对老人内心渴望亲情无能为力;农村留守孩童可以得到救助,但那份孤独,法律爱莫能助。不得不承认,无论法治如何完善,总有一些社会关系、一些民间问题,天然地处于法律规制范围之外。
正如美国学者考默萨所揭示的,在人数众多、事件错综复杂的时候,社会对于法治的需求最大,但恰恰是此时,法治的供给最为短缺,法院不大可能长期广泛而深入地介入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不是说法律无用,而是认识到法律的边界和局限,是回归对社会治理的理性认知:社会秩序的维系,本就是一场多元力量的“合奏曲”——法律的刚性划定了社会运行的底线,而道德、文化传统、公序良俗则在底线之上各展其长。于是,我们用道德感化亲情、爱情、友情,用政策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用惯例弥补行业空白,将法律视为社会治理“最后的手段”。
这让我想起电视剧《白鹿原》中“李氏卖地案”:白、鹿两家因一地二卖之争诉至县衙,后又在乡绅朱先生和冷先生的规劝下言归于好,共同帮助李氏渡过难关,县衙对此予以支持和赞扬。“李氏卖地案”中,民间力量在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秩序维护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这种对多元力量参与解纷的信赖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这也启示我们,真正成熟的法治智慧,不在于寻找一剂解决所有矛盾的灵丹妙药,而在于理解并运用好每一种治理手段的边界与可能。
法的温度:在刚性条文之外看见“鲜活的人”
打官司、辨是非、判输赢,几乎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评判标准。
然而福贵的一生,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他输掉了万贯家产,输掉了家人,输掉了几乎所有可以失去的东西,却依然赶着那头老牛在田里耕耘,平静地讲述着这一切。他从不质问命运“为什么是我”,也没有控诉具体的人,最后虽孑然一身,却活得最清醒。
日常办案中,当法律的“专业判断”与人民群众“常情常理”认知之间出现分歧时,便会引发公众质疑。这种分歧,是法律作为专业化体系的必然结果,为弥合这道鸿沟,需要法律人走出法的“城堡”,走向“民间”,去看见条文背后那个“鲜活的人”。
我曾亲历一起商事纠纷:一家朝阳企业正处于市场开拓的起步阶段,却因股东间经营理念分歧深陷发展“泥潭”,十多件相关案件涌入法院并陆续进入执行程序。法官对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之诉直接作出判决,执行干警依法定程序拍卖公司财产——这些做法虽均在法律框架内,但对企业和股东而言,是否就是最佳选择?其间,法官和执行干警通过“审执互商”,促成各股东和债权人达成和解:一名异议股东退出公司经营,法院依法解除对法定代表人的限高措施及对公司账户的冻结,让企业得以在复工复产中逐渐走上正轨。法官跳出了程序框架和法条视角,跳出了“是非”的纠缠,将对抗式诉讼转为共赢式协商,不固守纸面胜负,而去追求实质公正。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的本质既源于社会实际经验,也必须适应社会现实。基层法院每天接待的当事人,都背负着各自的难处、委屈与苦楚,许多民间借贷、家事纠纷看似只是法理层面的对错之争,深究根源皆是普通人的生活困境。当我们面对年迈群众、务工人员、不懂法律常识的百姓时,应当放下刻板的工作思维,学会读懂人间悲欢,常怀共情之心,去看见法律之外的社会百态。
法庭不是非胜即败的战场,输赢不是衡量法律价值的唯一尺度。法律藏着对生活、对市场、对人心的理解,它的使命不只是分出输赢胜负,更应是在刚性条文之下修复关系、守护秩序。因为有些东西比输赢更重要,比如时间,比如健康,比如商业机遇,比如生活本身。
法的韧性:在困境中坚守法治初心
福贵的一生经历了家道中落、战火纷飞、亲人相继离世等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他始终未被命运击垮,而是以一种近乎本能的坚韧顽强地“活着”。这种韧性并非英雄式的壮烈抵抗,而是普通人在极端困境下不屈不挠地坚持与适应。
身处法治建设一线的法院干警,同样需要具备这样的韧性。我们日常面对的,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高压的工作环境、复杂的法律关系、当事人激烈的情绪对抗、职业倦怠的反复侵袭等等,这极易让人产生焦虑与疲惫,陷入迷茫、自我怀疑,甚至对职业价值产生动摇。
但法律人的韧性,恰恰要在认清这些困境的本质之后才能真正养成。我们少有高光时刻,更多的是在琐碎与重复中默默坚守,也难免遭遇种种困难与考验:有时是案件事实难以查清的遗憾,有时是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反复权衡的纠结,有时是当事人不理解甚至误解带来的委屈。但我们不应回避这种痛苦,而是在看清职业全貌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唯有像福贵那样,在挫折中保持定力,在压力下调整心态,才能练就“千磨万击还坚劲”的职业韧性,并将每一次挑战转化为磨砺心智的契机。
在前段时间热播的法治题材剧《重器》中,我看到了法律人身上这种韧性的生动写照:律师袁亦方不求利益、只为个案正义而奔走;法官方淑梅顶住各方压力,极力为当事人争取量刑;检察官郭达杰在驻监岗位上日拱一卒,翻案平冤。他们用自己的韧性直面职业挑战,为法治进步而奔赴,就像福贵那样“在绝望中坚守,在平凡中从容”。
《活着》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也是一盏明灯,照亮法律人前行的方向。当我们感到迷茫与疲惫时,不妨再看一看福贵的故事,以平和之心接纳现实中的种种遗憾,以责任之心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以同理之心理解当事人的挣扎,以专业之心维护公平正义,我想,这便是法治韧性的具体注脚。
(作者单位: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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