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修复的法理重塑、制度转化与司法适用
2026-10-30 16:49:06 来源:人民法院报摘要:《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替代性修复成为法定生态责任形态,但实务中常被窄化为原位修复的补救措施。应厘清其法理逻辑与文化渊源,把握其恢复性司法价值,统一裁判尺度。
□ 董青梅 赵婧薇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替代性修复正式成为我国法定生态责任形态,在环境资源审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实务中不少观点将其局限理解为原位修复难以实施时的补救措施,这种解读容易遮蔽制度本身的理念价值,也不利于裁判尺度的统一把握。事实上,根植于“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思想,替代性修复绝非简单的处置手段,而是承载着恢复性司法的价值追求,厘清其法理逻辑,追溯其文化渊源,再结合现实修复实践加以审视,有助于司法审判准确把握这一制度的应有之义。

城市复合空间的生态修复示意图:以城市内河为载体,兼顾水下生态系统重建与人居活动空间,避免修复流于表面景观,追求可持续的生态功能增益,是生态修复在城镇场景的典型应用。资料图片
替代性修复的三重价值内核
生态整体性理念,是替代性修复得以成立的根本法理基础。传统民事侵权救济执着于受损客体的物理复原,追求恢复原状的静态对等。但生态系统本身具有流动性、关联性、整体性特征,大量生态损害一旦发生,原址原貌修复往往不具备技术可行性或经济合理性。非法采矿导致地貌彻底损毁,大气污染全域扩散,城市建设侵占原生湿地,此类场景下,固守单点修复只会造成责任空置、资源浪费。对此,替代性修复作出突破性理论革新。它依托法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要求,跳出单一客体修复的固化思维,以区域生态功能整体平衡为目标,形成层次清晰的修复适用顺位:优先采用原位同类修复,必要时采用异位等值代偿。制度承认生态共同体的互通属性,允许以全域生态增益弥补局部功能缺损,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最鲜明的司法表达。
恢复性环境司法理念,指导生态环境类司法实践的机制创新。而恢复性司法视角下的替代性修复,以生成真实生态增量为最终目的。替代性生态修复超越了单纯的金钱赔付,转向行为责任与效果责任的统一。传统司法程序中,罚金缴付、赔偿到位虽代表责任终结,却无法治愈真实的生态创伤。替代性修复并非对恢复原状的否定,而是在恢复原状不能或严重不合理时,对其法理目标的更高实现——从物理复原升维至功能复位。它强调工程化修复、劳务代偿、市场化代偿多元并行,既解决了不同主体的责任履行难题,也实现了惩治违法、修复生态、矫治行为人的多重法治效果。
功能等值理论,是替代性修复最核心、最关键的司法标尺。等值绝非简单的数量相等、面积对等,不能将补种树木、增殖放流等易量化指标误认为是功能等值。必须强调,数量叠加绝非功能等效,甚至可能因物种选择不当引发新的生态入侵风险。它需要综合生态损耗周期、演替规律、期间功能损失、地块生态权重、修复实现系数等多维要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等量等效填补。这套理论承载着双层正义内涵:一方面是代内正义,确保行为人完整担责、损害全量填补,不将生态成本转嫁给公众。另一方面是代际正义,通过严格的功能补偿标准留存生态资产,避免当代发展透支后代人生存权益。等值原则既拓展了修复制度的正义维度,也收紧了制度适用的边界,坚守原位修复优先底线,杜绝以替代性修复规避实质修复义务。
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制度转化
生态整体性理念,其思想根植于“天人合一”的传统认知。“天人合一”将天地万物视作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即“万物一体”,这也是替代性修复中生态整体性理念的本土渊源。
恢复性生态司法理念,呼应传统“损则必补”的伦理观念。儒道“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的哲思,生发出取用有度、损则必补的朴素伦理:索取自然资源当有所节制,造成生态损耗即应当回馈补偿。这种“损害必回馈自然”的伦理观念,与现代恢复性责任“损害担责、重在修复”内核相契合,为异位代偿提供文化滋养。
功能等值理论,在传统思维中有与之相近的损益平衡意识,但并未形成可供司法适用的裁判标准。古人已意识到对自然的索取与回馈应当大体均衡,形成“取予相称”的道德要求,但这类认知仅停留于德性教化层面,既没有提炼出生态功能等量填补的思维,更无法律强制约束力,也没有可供司法直接适用的量化裁判标准。传统“取予相称”是一种结果导向的、静态的平衡,而现代的“功能等值”则是过程导向的、动态的、科学的平衡。
传统思想兼具价值优势与固有局限,由此催生了当代的制度转化。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照搬传统,而是选择性萃取“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损则必补”的伦理观念与“取予相称”的道德要求等本土价值内核,将其嵌入生态整体性、恢复性责任、功能等值的现代法理框架,生态整体性是对“天人合一”的系统性升华,恢复性责任是对“损则必补”的规范性改造,而功能等值则是对“取予相称”的量化填补。依托生态环境法典赋予其法律强制效力。当然,经过重塑的这套制度逻辑,最终仍要交由现实治理实践加以检验。
修复场景递进中的法理考量
法理构筑起制度内部的原则、理论和技术性规则,本土文化赋予制度深厚的价值底色,法理精神守护生态制度灵魂。但法理与传统智慧必须经由现实治理场景方能彰显生命力,实践中,有人将“天人合一”曲解为只要花钱种树就算修复,把“损则必补”降格为交钱了事。这种文化层面的误读,恰恰是功能等值标准缺位的思想根源。各类生态修复实践,正是检验生态整体性、恢复性责任、功能等值等法理内核是否落地的试金石。
以射阳河口丹顶鹤栖息地修复工程为例,受滩涂开发、水环境变动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这片湿地原有栖息环境持续退化。当地并未片面追求地貌的原样复刻,而是从底泥改良入手,逐步重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境条件,打通相互割裂的生态网络,循序渐进推动湿地生态系统实现整体复苏。这一治理路径跳出机械复原的固化思维,着眼湿地整体生态功能恢复,与替代性修复重功能、轻形式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该实践正是对“生态整体性”法理理念的生动践行:不再执着于局部点位物理复原,而是追求整个生态共同体的功能修复。但实践中也暴露出法理落地的现实短板,恢复性责任追求真实、长效的生态增量,如果缺少后期管护机制,即便方案符合整体性理念,修复成效仍会逐步衰减,恢复性司法的制度目标也就难以真正达成。
在射阳河口纯粹自然场域所彰显的生态整体性理念,一旦进入人居生产生活叠加的复合空间,便面临更为复杂的法理考量。广州海鸥岛鹭鸟栖息地治理,即是解决此困境的另一样本。其未采取完全隔绝式封闭保护,而是在协调居民生产需求与野生动物栖息权益的基础上,探索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路径,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该实践提炼出三层次适用逻辑:其一,生态整体性适用对象由自然系统拓展至“人与自然”复合体,修复目标转向生物栖息功能、居民生产权益与公共环境利益的多元平衡;其二,恢复性司法的“生态增量”内涵扩展,既包含野生物种数量提升,也涵盖人居环境改善与绿色发展空间留存,实现生态公益与民生利益双向增益;其三,功能等值标尺须纳入社会成本评估,替代方案选择应充分考量修复措施对本地居民的外部影响,不可借生态之名挤压生存发展空间。海鸥岛红树林修复中,海岸线修复与鹭鸟栖息环境扩增同步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养殖尾水净化,保留农业、水产养殖及生态旅游产业基础,修复后鸟类物种数量大幅提升,群众满意度超90%,印证替代性修复可实现生物多样性与人居发展共赢。法理层面审视,生态整体性本就包含人与自然共生系统,如果脱离社会条件片面追求生态指标,将偏离恢复性司法本意,滑向表面化景观修复。
当治理场景进一步转入土地紧张的城市建成区时,功能等值标尺的法理权重愈发凸显。以部分城市内河修复项目为例,受空间约束,治理须统筹防洪安全、公共游憩等多重功能,在有限条件下补齐生态短板。浙江德清直港河污染司法案提供可参照样本——企业违法排污致城市内河生态损害,因条件限制,原位修复难以落地。法院适用替代性修复规则,未简单收缴赔偿金,而将资金全部投入“水下森林”工程,以沉水植物群落重塑水体自净系统,修复过程尊重河道防洪、通行等固有功能,生成真实可存续的生态增量,实现城市功能约束下的生态功能等值填补。该案直观展示城市场景下替代性修复须以科学评估为依托,规避景观化偏差,落实法典框架下原位优先、替代为辅的修复顺位。
替代性修复制度,既是中华“天人合一”生态观的当代法律映现,也是中国司法以科学标尺与程序理性对传统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其不仅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更修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共识。制度有效运转,须赖三重要素协同:生态整体性的系统思维、追求真实生态增量的恢复性责任、功能等值的核心司法标尺,三者缺一不可,同时还要兼顾裁判规则与实践落地,方能切实填补生态公共利益损害。
【本文系西北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委托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复合型法治人才的培养策略与实践》(XJYBZ2025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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