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高效益、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使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村地区有了产业支撑，也使农民有了在农村生存和生活的工作基础。但这需要整合土地资源，走合作化、规模化农业生产之路，同时产业化农业所需要的就业人口也将大为减少。土地集约化生产之后，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多余的农村人口干什么去呢？东斟灌村在实行“土地股份合作社”规模化生产之后，就将全村1/3多的农户从土地中“解放”出来，[2]“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只能在本地或外出从事工业、服务业等工作，使得现代农业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必然联系起来了。这就要求，必须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协调共进的结构性原因。

　　

　　3.“土地与城镇化”的关系

　　

　　土地与农民是一体连生的命运共同体，具有“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关系。但客观存在耕地少、产出低的传统农业无法支撑农民生活的残酷现实，“挤压”“逼迫”农民走出农村，走向城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几百万外出“盲流”，到90年代的几千万“外来务工人员”，再到今天的2.7亿之多的“农民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我们日益看到汹涌的“农民工”大潮。

　　

　　农民工虽然进城打工，但是留在农村的“土地脐带”还不能剪断，必须时刻准备着在遇到困难时为他们提供“输血”救命。今天中国的农业生产，70％—80％的生产方式还是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生产，户均不到10亩的“脆弱”产值和收益，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这便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被“逼出来”，进城打工的“生活逻辑”。而如果进行土地整合，推动集中规模化生产的农业地区，如广东叶屋村、山东东斟灌村等，集约化、产业化生产则可能带来用工减少问题，还是会有一大部分农民被“挤出来”，不得不走出农村，走进城市。

　　

　　不论是“被逼出来”的农民工，还是“被挤出来”的农民工，他们进城打工并急需融入城市，是普遍存在的不争事实。但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农民工留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属于农民工。土地不能丢弃，也不能被带进城市。所谓“土地流转”也只是转包给亲戚、朋友，或转租给农业企业，或入股进入土地合作社。同时，转包、转租或入股的土地收入，一亩地最多也不过500—600元，土地资源根本无法转化为农民工的“资金来源”。虽然重庆、成都等地区探索“土地地票”实行拍卖制度，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制度中介，使一部分远离城市的远郊农村享受到“土地增值”的部分收益。[5](P150-155)但这需要当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并涉及大量农民工一体化融入城市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一“土地增值共享”的制度探索并没有在全国范围推广开来。未来广大农民工“进城成本”的分担机制，还需他们自己来创造和承担。而土地价值的“增值升值”，以及所能转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资金保障，还需要土地流转整合制度的深化改革。

　　

　　4.“土地与‘家’在何处”的关系

　　

　　当今的中国公民，按照“‘家’在何处”来划分，基本可以分为三类：城市户口的，工作在城市，“家”也在城市；农村户口的，固守农业生产，工作在农村，“家”也在农村；而处于区间的，工作在城市里，“家”却在农村，即使有一部分打工者把老婆、孩子带进城里，然而所谓的“家”还是在农村。这便是几亿农民工“身、家”分离的“撕扯”状态。

　　

　　几亿农民工“身、家”分离的状态，牵扯城乡之间的“脐带”还是土地。“农民工”更多的是一种身份，户口在农村，承包地在农村，而出于无奈进城打工，但他的“家”仍在农村。土地成了“替代性社会保障”，农村的家成了在城里“无工可打”时退却的最后堡垒。他们“前脚”进了城市，只是在城里打工，只在很浅的经济层面融入城市，只能住在建设公棚中、住在地下室或城乡结合部的廉价出租房里。而他们的“后脚”还留在农村，那里有用打工挣来的钱修建的“不错的楼房”，空荡荡的房子也许只住着年老的父母、孤独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有的在城里打工挣了“大钱”的农民工，或许在自己的城镇或县城里也买了商品房，也只是为了以后孩子上学方便些。笔者曾采访过山西芮城县一个打工妹，她常年在北京打工，丈夫则常年在太原打工，他们的8岁女儿在山西老家的农村由爷爷奶奶领着，夫妻俩则用打工挣来的钱在老家附近的风陵渡镇购买了商品房，这不禁使人疑惑“家在何处呢”?

　　

　　然而大量农民工打工的一线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的房价，则是打工者望尘莫及的，由此形成了“工作地与家(房子)”的分离困境：越是工作机会多的大城市，房价越高，农民工越不容易购房安家，更别提一体化融入城市生活；而农村里有房有家，但单纯的农业生产根本无法支持乡村生活，乡镇和县城房价便宜，也许可以购房初步融入，但没有工业和产业支撑的内地县域经济，工作就业机会少得可怜，工资待遇同样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