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2018-01-12 14:48:08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

摘要: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存资源,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基础,也是城市社会的发展基础。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更是改革开放以后“三农问题”的

  土地入股流转后,全村发展起来3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20多个,占承包地的20%,新建大棚100多个。
  
  对本村村民自愿承包后剩余的1000多亩土地,通过对外土地承包,规划建设了占地240亩的玫瑰生产园区、占地60多亩的苗木生产园、占地200亩的黄桃基地、占地120亩的核桃生产基地等,共建立大型农业园区6个,签订了12年的土地承包协议,每年的承包费达到70万元。
  
  通过土地流转股份制改造,做大做强彩椒产业并发展多元化生态农业,全村全年实现效益8000万元,仅彩椒种植户户均增收2.2万元。村集体收入由原来的35万元增加到70万元,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8年的2200元增加到2012年的14500元。同时,土地流转带动转移劳动力300多人,将1/3的农户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转向工业、服务业发展。
  
  3.资金互助合作社
  
  规模化发展蔬菜种植的土地问题解决了,但建立并运转一个100多米长半地下式的蔬菜大棚,需要很大一部分资金,至少需要15万元,许多群众建不起大棚。同时,土地流转后,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提高,菜农的资金流动加快,信贷需求也随之增多。
  
  针对菜农资金规模和资金流动的需求,2013年10月,东斟灌村成立了资金互助合作社。资金合作社服务对象针对本村村民,服务内容仅限于农业生产经营,不吸收“外钱”。入社村民,存款月利息为五厘一,贷款月利息为八厘一。跟金融机构相比,存款的利息高,贷款的利息低。符合贷款条件的,几天就能拿到钱,存款和贷款的村民都能得到实惠。通过组建合作社,盘活了村民手中的“闲钱”,既让村民得到了资金收益,又解决了规模发展的资金难题。目前,现有社员352人(户),存款已达167万元,给26户社员发放贷款147万元,20万元作为后盾保障基金。
  
  4.“东斟灌模式”的制度特点
  
  寿光的东斟灌村,是以蔬菜大棚种植为主导型产业,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土地入股制度为核心,加之果蔬合作社、资金合作社一体联动,走出了一条合作化规模农业的发展之路。
  
  第一,以现有人口确权入股的土地合作制为核心制度,突破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局限,实际上是以全村4486亩土地,2073位村民人人有份为基础,在“确权确股不动地”的方针下,确定每一位村民的土地股份及分红比例。这是在“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下,以土地合作实现村级经济合作的发展创新。
  
  第二,“村集体大股”2000股的制度设计,为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及其公共服务能力奠定了可靠支持。村集体每年70多万元的收入,使村集体能够开展强大的公共服务并提供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例如,村投资43万元维修村内街道,投资16万元为村民免费办理“新农合”,投资4万元为村民办理财产保险和安康保险,建设农村老人幸福院,为70岁以上的109位老人发放生活补贴等。
  
  第三,东斟灌村通过“三位一体”的合作社联动机制,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合作化规模经营。土地股份合作社保障彩椒生产的土地资源和规模化要求,果蔬专业合作社保障彩椒生产的高效益产业化要求,资金互助合作社则保障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农民内部自组织运作和“三位一体”的机制,保证了合作社联动机制的顺畅和低成本。同时,在东斟灌村的产业形态中,不但有彩椒生产的主导产业,还开发了多元化的农业生态园区,保证了以农业为职业的农民,可以有一份可靠的产业支持和收入保障,同时解放了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在村集体组织中还有一份可靠的“土地养老保险”。
  
  四、“叶屋模式”和“东斟灌模式”的制度变迁意义
  
  广东的叶屋村与山东的东斟灌村,各自具有地域性发展和改革特征。叶屋村属于我国南方的山区型村落,山多地少,水田和鱼塘也多,农业生产适合家庭型小农场生产。东斟灌村则属于比较典型的北方平原型村庄,几乎全是旱地,土地连片,适合大规模经营,可以形成几十亩的小农场生产规模。但鉴于人均2亩左右的人地紧张关系,二者在土地流转方式的机制上有所差异,但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目标指向,及其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大趋势还是具有某种共同规律。
  
  1.土地制度仍然是新农村建设中的核心制度
  
  新农村建设中的“三农”问题,土地制度仍是根本和核心。对于坚守农村、专职从事农业的乡村农民,土地不但是生产资源,也是生活资源,更是社会保障的最终依靠。虽然低效的农业和农村收入,从各个方面“挤压”青壮年农民“被迫”走出农村,奔赴城市成为无可奈何的农民工。但对坚守农业的职业农民来说,土地仍是唯一的生存依靠。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分田到户承包制以来,期间虽有小规模的土地调整,但一家一户“地块分散、规模很小”的小农生产方式,仍是大部分农村土地经营状况的现实。如何减少农民工外出打工后的土地“撂荒”,集中集约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高效利用,提升农业生产的产值效益,仍是新农村和未来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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